新闻文本之外：严景耀与新华银行的若干往事

【编者按(😖)】社会学家严景耀（1905-1976）是中国犯罪学、监狱学(🦀)的奠基人之一。他(🍏)于1924年考入燕京大学(🚺)社会学系(🗨)学习犯罪学，曾在假(📶)期志(🤘)愿入京师第一监狱尝“铁(🦔)窗(🔹)生活”，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回(📹)国后出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。1936年(🐱)至1943年，他从北平搬到上(👧)海，出任提篮桥监狱的助理典狱长，同时致力于研究儿童(👡)犯罪问题。1947年，严景耀重返(🍊)学(🛫)界，先后出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、政治系的(🐓)教授，1952年参与了北京政法学院(🤪)（今中国政法大学(🈵)）的筹(🚿)建。1973年调任至北京大学，担任北京大学(🥩)国际政治系教授。

在严景耀作为学(🏫)者的一生中，有一段与其专业完全不相关的经历很少被(⬇)提及(🐕)，即1940年代在上海新华银行的一段经历。“珍(🏯)珠港事件”爆发后，日本人逐(🌷)步控制了(🦐)严景耀供(⬜)职的提篮桥监狱，不愿在日本人治下工(💻)作的想法、住宿在监狱的不便以及(🧞)经济收入(🤨)上(🌮)的困窘促使他做出离职的决定(♈)。银行界的朋友向严(🚵)景耀伸(🔟)出(📩)了橄榄枝。1943年7月(🤚)至1947年3月，严景耀供职于上海新华银行，先后担任总(🐩)务秘书、代总秘书、人事室经理兼总(🧑)务室(🐑)经(🚱)理等职务，从一(🕞)个大学的教授、一个监狱的助理典(🐨)狱长转而变(🥨)为一个银行的中层干(❔)部。在新华银行，于严景耀是权(📀)宜之计，为稻粱谋，但(🤳)依然很认真，不“苟且”。然而在大部分述(🕺)写严景(🧕)耀生平的文字中，这一段都付之阙如(🦗)。本文作者在史(🚎)料爬梳的过程中偶然找到严景(🎂)耀在新华银行(🐚)工作的痕迹，拣出成(🤦)文，为充实这一传(🏤)奇人物的人生经历填补(📦)一(🗨)段空白。

严(😭)景耀

但凡名人，存(🤘)世(🏑)的公开信息往往不少，譬如生平、传记、纪实文章等等，他(🌻)们(🗼)大多是富于新闻文本(🐎)的人。严景耀，著名社会(🤧)学家、中国民主促进会创(⌛)建人之一，也不例(👴)外。不过，笔者最(👘)近在阅读新华银行史料时，偶(🤲)然发现(🔶)严景耀1940年代供职该行时的若干往(💎)事，或许应该归入新闻文(🌞)本之外的记载了(🔜)。

同人眼(☔)中的严经理

1943年7月14日，严景耀离开了(🏥)工作近七年的上海工部局监狱，开始(🖨)供职于新华银行，担任总务(🏙)处秘书。同年11月，他又被任命为代理总秘书，其地位仅次于副总经理，职责涵盖了人(🏦)事、总务、文(🥩)书等诸多方面。其(🤤)中，人事工作，包(🌪)括人员招聘、录用(⚽)、考绩(🗄)、调度、福利、培训(🌼)等；文书工作，则主要涉(🥐)及往来信件的批复，这(🚿)种信函均需发送(😒)业务部门批(🌻)注，然后由文书部门具体办(😖)理；事务工作，则涉及工友管理、房屋(🏎)安排、开支管理(😐)等。1946年11月起，人事室从总务处分设后，他担任了总行人事室经理(🐇)兼总务室(🌊)经理。

1943年春起，严景耀和雷洁琼一直住在法租界格罗(🎹)希路（今延庆路）30号。先(🐼)后担任新华银行总行文书股长、襄理的杜兰亭，亦是沪上著名诗家，住在与此地相距不远的亨利路(🛒)（今新乐路）(😫)。1947年春严景耀离开新华银行之际，杜兰亭撰写了《送别严经理》一文，信息量颇为丰富。

对严(🚢)景耀(💇)夫妇的业余生活，他的观察颇为细(👷)致：

日(🤛)初落，严经理恒偕其夫人赴俄文学校攻读，挟书同行(🥖)，步履轻矫(🖌)，如学校中人，途必经亨利路，余于窗间恒窥见之，自维朽散，未敢久窥，久窥则令余惭。

杜兰亭记述到，自己有一次(🍕)患病休息，严(🐲)景耀(🧡)特地来住处探望，“斗室狭隘，药气郁蒸，慰勉拳拳，心神为开(👃)，病亦寻愈。”杜兰亭还记录了某次应邀去严景耀家中做客的感受：

假日，偶奉访于其寓楼，楼三层，严经理居最高，图书精洁，几(🙇)案整然，推(🐞)窗(🌽)则白云青天(💩)，不闻市声(❗)，真著书之胜地，静修之佳境。客至剧(🍐)谈，严夫(🛰)人亦往(🔵)往有(🐹)高论，使人自忘为客。

以下这段，杜兰亭记录了严景耀、雷洁琼夫妇每日早晨乘电车上班的情景：

时难，严经(🌽)理出无车，严夫人执教(🎉)大学，晨必同以电车行，恶其挤则竞为早起。余时方愤而步行，途修费时，且(🔰)惫甚，故数日必一乘车，乘车则恒(😲)遇严经理夫妇(🔡)，站台风萧，执报纸且阅且谈，相见欢然，车来奋臂(🙊)而登，则又互谓有神勇也。

“时难(🚐)”，仅仅(😩)两个字，透出了世(♐)道的(📑)艰辛。一个银行高管，一个(🕹)大学教授，每天上班为避免电车拥挤(❎)而不得不早起，站在风萧萧的(😖)站台“执报纸且阅且谈(🐢)”，“车来奋臂而登，则又互谓有神勇也”，读来(🥉)令人唏嘘不已。

当然，在杜兰亭的心目中留下更深(🛵)印象的(🥁)，还是严景耀的为人处(👛)世方式。一是平时的严于律己与宽以待人：“严经理律己严(👞)，于同人甚(🏝)恕，从无疾言厉色，即(🦏)至严肃事，亦以谈笑片言解之，同人化(🍷)焉，欣欣然多生气。”二是在(🙄)时局动荡时(🥫)的从容淡(🥓)定：“（抗战）胜利前夕，危言(🙏)四(🦄)起，物贵命(📈)贱(♟)，人心惶惑，严经理(👝)日为剖析大势，诫以沉着，同人悦服，鲜(💕)有他志。”

严景耀在新华(🌾)银行工作了将近四年。1947年3月，严景(♑)耀重返燕京大学之前，邀集总行总务室、人事室诸同仁话(🌵)别，“勉以注意小节，谆谆(📰)然家人父(😋)子不啻也，一一握手而(💛)别，泪光莹然(🐨)”。对此，杜兰(🏨)亭深有感慨：“严经理与(⏳)吾辈居，忽忽四年，一旦相失，固有不能自已(📅)者，然而燕赵古称多悲歌慷慨之士，严经理此去，必(🏂)有得也，其为失者，惟在我辈。”

在离(🏤)沪(🕵)北上的轮船上，严景耀写下了《感(📖)》一文。他在文章(🐳)开头写道：“当我与同仁握别以后，走出新华大门(📕)的时候，真是(🍚)万感交集，心乱如麻，这种感觉，我从来(👧)没有过。”他(😕)写道：“我亲身经历过好几个机关，同时经过朋友亲戚的关(🦒)系，也与不少机关发生过接触，但是我从(📃)来没有看见过有一个机关，能像新华同仁上下一致(🕢)和衷(📊)共济的(🐇)。我觉得我最留恋的(🔏)就是我三四年来日常(🛐)感受到的(🚺)新华精神。”他认为(🧒)，新华精神是全行同仁日常集体工作与集体(🚂)生活的表现(🙋)。他说，“我常常很骄(👲)傲地告诉朋友我在新华服务，也就因为我是新华(📁)集体的(🔴)一份子，新华的光荣(🐭)，也得(👰)反映在个人身上。”

他举了几个具体例子：一是考勤，“行里虽有考勤簿，但决没有限时收去，给迟到的(👕)同仁一种难堪与责罚，而新华的同仁很少迟到的，这是同仁责(👆)任心的自动表现。”二是(🍑)人员调度，“当业务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，我往往因为人事不能预(😼)先调度得宜，对同仁表示歉意，而同仁(🏴)很少有怨言的，反而觉得(💏)业务发达，兴致更高了。”他认为，“这(🚅)种以行务为前提，以(📳)事业为前提(🛒)，以公众利益为前提(🏡)，而忘却自己小(🗒)我的精神，就是我(🙉)们最宝贵的新华精神(💤)。”他强调：“这种精神(🤮)，不是少数人的一时提创(✔)，或叫几声口号，就可达到的，这是历年以来的集体创作，是大家(👇)刻(🏏)苦努力的成绩，其难能可贵、值得留恋爱护的也就在此。”

他还特别提出(🍧)，“我最佩服的作风(📺)，就是新华当局的作风”。他举例说，董事长、(🏐)总经理、副总经理(🦎)要介绍职员进行(❣)时(🎻)，与普通行员介绍，毫无两样，如人事室一有疑问，即不许录(🍌)用。他还认为，上(🚖)下职员，特别(🎟)是最高的几位当局，在银行向不透支，也只(🀄)有新华能做得到。“不(😝)但如此，而且(🔰)为银行业务(🕎)的一切应酬，都不肯开公账，都要作为私人开支。这种情形，也只有新华独有的。”

在(🚥)文中，他也谈到了工作中的遗(🔺)憾：“老使我(🍛)以前觉得内(🎑)心(💧)歉仄的，就是我(🌪)们还有极少数的同事，因为行为不检而脱离新华的，这不独是他们个人有缺点，不能与新华精神打成一(🎳)片；这是我们同仁(🍔)通力合作的程度不(🚼)够，不能使这种同事也充分得到新华精神的同化，而被牺(🚘)牲(📒)了(⛽)。”他指出(🔮)：“我们(🧕)往往等同事发(🔹)生问题(🚟)离行以后，大家才指出他的问题来，我想与其事后批评与嘲笑，不如事前规劝与同化。”

此文在行刊《新语(🦈)》发表后，在同人(🌇)中引(🥇)起了(👧)较大反(🚺)响。有同人说：“严先生过去在我们行中确是一位有力份子，正(🍗)像一座(🕥)庞大的机器中一个重(🍖)要的部(⛩)门，这个位置太不容(🚏)易为人(🚖)代替了。”还特别指(🤙)出：“所谓知人(🐥)用人的人，较普通的一个人才更(⭕)难(🐲)得。古(🙌)代战争时，调兵遣将都是雄才大略的人(🐉)才(😄)可担(🎒)当，以前严先生在新华处置人事问题时，都是恰到好处，这种办(🍅)事能力(❄)怎不令人(🙋)佩服？”

1941年严景耀(🏴)、雷洁琼结为夫妇

学识与人(🏂)格(🎒)并重

新华银行职员中受过国内外大专以上教(👤)育(🕝)的，几乎占了一半，在社会上颇(🌔)有好评。但严景耀认为，仅有学历并不够。严景耀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，获得过(⌚)芝加(➖)哥大(🚟)学哲学博士学位(🐼)，此后(🏣)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，并担任上海工部(😥)局助理狱务监督多年。对社会(🐢)的深刻体(🧡)验和认识，使得他尤其关注(🎰)行员的学识(👝)与人格。

1946年6月19日，严景耀(📿)总秘书与徐(🚜)振东(🐟)经(💯)理早车到达南京，视察该行(🤣)南京分行，“总秘书视察行务指示机宜之余，抽暇与每一同事个别晤谈，对生活状况、工作情形垂询綦详(🌒)，态度温煦，言词恳挚(🐷)，有如家(👷)人。”次日，严(😫)景耀对该行全体员工发表谈话，特(Ⓜ)别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，即学(💌)识应(🎐)兼求广博、人格应力求完(🐯)整。

他说，“工作效率的增高，必须靠着知识经验；(🦇)而知识经(📒)验的获得，当然要多读书报，多(🛎)接触事物，多请益先进，随时随地都抱着多见(🎄)多闻多做多(🏪)想的态度。”他希(🥘)望多组织类似读书会的进修组织，“如有关(🃏)银行服务的专门学术也好，英文也好，书(🎅)法研究也好，利用闲暇，利用环境和机会(➕)，充(🧜)实丰富的知识学术(🎱)。”

他认为，“知(😒)识不但(🛶)求其专精，更应求其广(💞)博(🗼)；换言之，一(📚)面求其深(🍿)度(🎥)，一面加其阔度。”他举例说，“比如做一个(🎵)行员，记帐的正确，运(🖊)算的敏捷，固然是基本技术，可是(🍅)为了上进，决不能局限于此，更应放开眼界，从多方面观察，多(🥂)方面吸收，那么你做事可以左右(🤪)逢源，做(🎷)人可以应付裕如，甚至思想可高人一等，谈吐文雅有味(🏋)。”他还特别指出：“每位行员都希望升拔，但升拔的地位愈高，所需要的知识愈广博，所应(🔘)具备的条件愈(🤗)多，譬如做到经理，他会不(🍪)会算记反在其次，而采用到的政治、(🥍)经(🚾)济、社会(📬)人情(🛬)等知识，更为迫切，更见广阔。”

在谈到(⛽)人格的修养时，他指出：“各位应该常常反(🔺)省(🍱)，本职需要什么学识(🔪)，自己的长处在哪(🗺)里，缺(👪)点在哪里，长处如何保持并发展，缺点怎样补救，每个行员的人格总得在知能、体(🛬)格、情感各方面平衡发展。”

他举例说，“记得从(🔡)前某机关同进(🎩)两位职员，学验资(😙)历、工作(🎚)表现，完全相仿，结果一人升(🙅)拔了，另一人落后了，其原因呢，考(👩)核下来，评量两人的因素相同，可是落后的一位，只是缺乏人缘这一个条件。”他强(🦊)调说，“人缘不过人格表现的(🐷)一部分，但能影响到每(♉)个人的造就，决定成败(🙂)利(💃)钝的关键。所以凡人能常常反省，体验环境，他一定能上进顺利，站(💔)在优越的(😱)地位。”

1946年8月底9月初，严景耀在(🤷)该行北平分行(🧗)视察时，对全体员工发表谈话。他特别阐述了新华银行人事管(❎)理方面的特质，即“纯取大公无私，无有派别”。具体而言，即“登用新人必经过面试，以合乎本行适用标准与否为取舍”；在员工升迁方面(🔧)，“亦各视其成绩为依据，凡在本行服务，只须成绩优良，定予拔擢，决无埋没(⛪)。”他还特别指出，“本行(🚅)对于在行服(👈)务多年同人甚为看重，行员恤养规则之规定相当优厚”，因此，“后(🚕)进同人鉴于旧同人待遇之优，有所希望，可以安心任事，制(🈶)甚善也。”他自豪地说(♍)：“此种制度为最新(🐔)银行之办法，同业(🌉)中有(😠)此规(🌒)定者尚不多觏。”

他希望年轻同人在工作之外须兼重修养，“不可以能记帐、打算盘，即为行员之能事(🌼)已毕，遽志得意(🌘)满”。他指出：“为造就全(🎶)才，关于私的方面，个人立身处世之道；(💵)公的(😧)方面，银行整个之设施(🐘)处(😽)理，以及社会金融之情形，均须随时加以潜修与(🧝)探讨。”他强调(🌩)，“对于本行先进，须多向请益”，取人之(🏇)长，补(🎊)我之短，“如是智识日增，经验日富，本身资格培养健全，则未来之升迁上进自可水(🥚)到渠成”。

对该行(🥓)的同人福利会，严景耀投入(🖊)了极大的关心与帮助。

1946年(📱)5月25日，新华银行同(🗄)人福利会(🧠)曾在南京路194号(🍖)华联同乐会礼堂举行成(🌮)立大会。七个月(🚑)以后，1947年1月5日(📝)，福利会又在同一地点(🛢)举行(🆚)第二届大会。有同人(🔊)统计，第一届大会(🤷)到(🐘)会人数186人，第二届大会(😞)到会人(🥃)数362人(⛸)。第一届大会正值(🕦)初热，可是会场气氛并不热烈，大部分同人均以严肃的、不安的，甚至茫茫然的心情与会(📹)；而第二届大会虽值严冬(😚)，会场里却自始至(🎁)终充满了亲切的暖意，充满了欢欣若狂的笑(❇)声。这足以说(🤢)明，大家对福(🦐)利会成立后取得的成绩是相当满意的(🎗)。

新(👁)华(🍤)银行总经理王志莘在会上讲话时说，看了(🎛)会上准备的福利会特刊(🦄)，很感动(🌠)，“尤其第一篇严先生的文章，我想各位如读过，一定也会感(🏽)动的。福利会存在的意义(🖼)和(🛣)办事人员的种种艰难情形，可说都(🤺)被那(🌬)篇文章阐述(📐)无遗了。”王志莘还指出，俗(🏟)谚有“一把箭易折、十(🕙)把(🚸)箭难断”的话，这是(🎄)在说明数量增加力量增强的好处；不过也有(➰)恰(🙅)巧相反的说法：“一个和尚挑水吃，两个(💘)和尚扛水，三个和尚(🏯)没水吃”，却说明(🍒)着人数增多会产生推诿抵消的结果。他希望福利会要增强增大团体生活和力量，而朝着积(👵)极工作(🏐)方向走。

在此次会议召开的数(😀)日前(🌔)，同人福利会曾举办了一次聚餐会，总行人事室经(🍋)理严景耀“适有他(📎)约临时(🍻)取消”，专程参加，“与会(💏)同人感奋无(💅)已”。席间，严景耀在热烈邀请下发表谈话，勉励同人努力(🌨)学习，“本行同(🤐)人多来自学(🐉)校(😿)，但在(🗣)学校里受的教育是狭窄的专门(⬜)学识，与现实的接触(😖)是很少的，一个人要(🌘)求进步(🚚)，还要不(🐻)断的(🍠)向社会学习，向(🍑)生活学习，还要受一般的和集(👲)体的教育。”

相较而言，严景耀在福利会第二次大会上的发言则(⛏)很短，他说，行内的人才埋没是很可惜的，希望同人福利会要多多发掘多多发扬；希望大家团(👶)结一气，化几百人的心(🎎)成为一条心，并且这一条心绝(🧞)不只要替本行(🏻)本会努力，更要推(🤗)广开(⏩)去为国(💃)家为社会服(🈳)务。末了，他强调：“怎样去学习和训练为国家为社会服(😮)务(⏭)，在目前已迫不及待了！而福利会正是学习和训练的最(🚥)好场所。”

燕园书信

严景耀于1947年3月11日乘船离开上海，赴燕京大学执教。此后，他一(✡)直非常挂念新华银行(🔢)的同人，先后寄来多封书(🌕)信，其中，有(🎒)三(🖋)封信陆续发表在该行行刊《新语》上。

第一封信，写于1947年4月27日，主要(👫)报告回(🈶)到燕京大(🚜)学后的日常生活。他的描述极其细致，涉(🔂)及了自身(🎨)居家生活(👩)，以及燕京大学(📉)和新华银行两处的诸多(🍟)文化差异，包括同事关系、邻里关系、时间概念等等，读(🍮)后让人有身临(📎)其境(🎤)之感。此处略举(💑)数例。

对在燕京大学的居(🧀)所，严景耀如此介绍：

家在燕南园，乃是平房矮屋，四面以小松为短篱，并有枫树数株，屹立在窗前(👝)。回忆在上海高居四层(⚽)楼洋房(⚡)屋顶，真有天壤之(😩)别(😢)。屋如木匠曲尺，形成向南向东两排，向南一排三(🍅)间相(🗳)通，即作为饭(🤤)室与客堂(❗)，前有走廊，长(😕)约二丈(🉐)，宽有六七(📔)尺，向东亦有三间，我们以一间作为卧(🗜)室，中间是书房，南面一间，向东开门，并且两面(📤)有窗，我们放一只双人床，虚榻以待，留为客室。

他特别(🚐)写道，“我希望(🤼)母行同仁来平旅行的时候，能(👻)来燕园小住几日，这是我们给各位预(✅)备的(🌵)歇息之(🎖)所，屋虽矮(🏷)小，但尚(🍟)清净，由此赴颐和园，近在咫尺，赴西山香山，亦很方便，如能惠临，当必热诚招待。”对旧同人的思念之情，跃然纸上。

对自(🐪)己的服装(🛍)，他如是描述：

我在上海穿的西装，本来是很破旧的，记得本(🈁)行三十周年(😧)纪念时，穿了一(🥗)件整(🙁)齐一点的西(🍚)装，就有几位同仁(👖)，当面取笑我穿(♍)得特别(👖)，不像平常破旧了。但是一到(⏹)燕京，我的旧西装就觉得有些特别了，因为此地大家穿着破旧的蓝布大褂。入国(🍎)问禁，入乡问俗，不(📓)到一星期，我也(🌧)换上了一件蓝布大褂与(📌)一双美国大(♑)兵(🏳)皮鞋，在大庭广众之中，进退揖让，反觉(🌿)得优游自在，处处入时。

在这封信的结尾(💑)，他不无幽默地写道：

现在我真觉得是一(🍬)个十足的乡下佬了！从大(🥜)城市里带(📴)来的习惯与美(🕯)德，已经碰了不少橡皮钉子，现在已渐渐被燕园的乡村环境(🏰)改化了。将来土头土脑的我，到上海来探望(🏤)你们，一定未(🤳)免(🌏)要贻笑大方，希望那时不至于叫我从后门(📣)进去才是。

严景耀的第二封信，写于(💕)1947年7月10日(🌙)，侧重报告在燕京大学的教学情况。此信开头，严景耀不失一贯的幽默：(🐗)

“教授”者“叫瘦”也。应当越叫越(😞)瘦(💟)，才能适合标准(♍)。我来了(🛄)一学期，瘦了八磅，以我这样一百五十余(🎈)磅的体重，去(📢)了八磅，并未显出瘦来，更(🎊)不能如许多瘦已露骨、炉火纯青(🛷)的教授们。因(🍚)此我虽中干而仍外强，内虽荏而色仍厉，与老(🤡)牌教授为伍，未免自惭形胖，常觉不伦(🏣)不类，自叹要吃“开口饭”，非再下苦功磨炼不可。

作为犯罪学(✂)专家，严景耀(🐨)此次回到燕京大学后研究(🎼)方(🕉)向有了(😾)较(📀)大调整，他希望不钻牛角尖，更侧重于一些普通常识。他说，上学(🌷)期教(😠)“社会学概论”，与(🕊)青年们一同研究什么是社会，一面研究社会各部，如经济结构、(🍒)社会组织(🐲)与意识形态的各种关系，一面把各(🤓)种不(👜)同的社会拿来(🏻)比较，希(🥍)望在粗枝大叶之间，寻出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。还(🎾)有一(👙)门(😄)功课是“社会变迁”，特别着重在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演变。他(🧜)说，以后还希望(🚤)再教些其(👸)他的普通课，如“经济与社会”“法律与社会”“教育与社会”“宗(🍚)教(🏻)与社会”等(🚭)等，使自己与学生们能从各个角度上去看到(🏤)整(🦌)个的(📑)社会(🤰)。

严(🚊)景耀说，他要提醒学生，在他们直上专家之路的(🎑)过程中，请他们回头来看一看，将来成为专家以后，如(🌿)何回到普通社会里来(🆔)；不论医科或工科的同学们，中国没有出息(🚍)，他们休想飞黄腾达。“他们的学(🌈)期论文，我总要他们写‘医生(🚸)与(🔑)社会’(⛵)，或‘工程师与社会’之类的东(😾)西，让他们纯(😙)洁的脑袋里，多加些(👶)矛盾与苦(🍽)闷(🥤)，让他(🚍)们多彷徨一下，让他们知道(🚡)有志者事不竟(📹)成。”

第三封信相隔较久，写于1950年12月。这(🎩)年秋(🐄)天，严景耀曾回沪一次，并到过新(🏇)华银行。有同人说，“我们看见他，虽然清瘦了些(🐭)，可是精神十分(🤶)饱满(🐴)。那(🚑)时他匆匆(🥇)地率了燕大新生们北上，不能和我们多谈(🏎)，我们脑海里更深刻(🏓)地留下了他那一身青布人(🖐)民装和一撇小胡子笑容(🥋)满面的影响(🔞)。”

在这封信里，他侧重报告了燕京大学师生参加抗美援朝(✈)运动的具体情形。

关(💗)于教员(😔)方面，他记述道：

在工会方(🈁)面我(💗)们举行了几次大的讨论会，清(😬)算了美帝文(💙)化侵略的政策，同时也清(⛩)算了工会会员中(🕹)尤其教员中所存在的崇美(🔊)思(💣)想，最后订(🖼)出了几条(📟)公约，如誓以全(🏚)力维护各民主党派(🚬)联合宣言，不听“美国之(🏾)音”，在各自岗位上(😀)加(🚁)倍努力，在必要时准(🥘)备贡献一切力量为抗美援(🕗)朝而奋斗等(👀)等。

严景耀特别指出，“我们是教会(🐨)学校，教员们大多是美国留(👟)学生，我(💿)们趁此机会对自(🐪)己检讨(🌁)一下是完全必要的。”

关于学生方面，严景耀说，他们利用(❄)停课的(🏹)时间，一面自己加强学习，一面深入(📎)农村宣传(🌠)。严景耀也随着(🐥)他们分组下乡，“我与政治系社会系的同学们，到(🛑)离学校(👗)十余里的树村去宣传(🔃)，在树村看见土改后(🎌)翻身的(😊)农民，生活改善了(🍕)，老老小小没有穿破衣服(💌)的了。”

在严(🎤)景耀看来，农民(🤘)对大学生的看法有了巨大变化：

以前农民看不起大学生的，称他们为“洋学生”，现在农民的觉悟提高，而学生的洋气也(👁)减少了。大家有(🛵)说(🔸)有(🗿)笑，像一家人。在农民(🥏)家中每个师(🎶)生都受老乡们宽待，大吃了一顿红心山芋。有的(🏋)老(📕)大(🈸)娘疼我们学(🐈)生，还在学生(📹)口袋里(🐸)，塞了(💪)几(🚵)个生的红心山芋，叫同学们带回学校里去吃。怪不(🔊)得同学们(🏨)说(📲)下乡宣传，有很(🥋)大(💐)的收获。

有一次，同学们到工厂去旁听工人们的诉苦(👶)大会，听工人们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暴行：

控诉的工人，往往声泪俱下，有的当(⏭)场昏过去了。全体同学听了(🕉)痛哭起来。这(🏜)是小资产(🍆)阶(🏬)级学生的感情(⤴)，第一次与工人的(🙁)感(🐡)情(🔵)融化在一起了。而工人们控诉后，即回(👧)到工厂加紧(🛤)工作，化仇恨为(🏄)力量，切实展开了爱国主义生产运(✒)动，使全体参加的师生非常(😨)感动，真真觉得工人的伟大。

《新语》在编者(🐍)按中称，严景耀的这封信“写得一贯地热情、生(👟)动和幽默(🚇)”，不过细读之下，无论遣(⬅)词造句或是思考角度(🏤)，都已有了不小变化，从中(😤)或(🤮)能感受到时代转折带(🕸)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。

（本文作者系(⏳)复旦(📢)大学中国金(🌔)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