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闻文本之外：严景耀与新华银行的若干往事

【编者按】社会学(🐻)家严景耀（1905-1976）是中国(🚕)犯罪学、监(🦕)狱学的奠基人之一。他于1924年考入燕京大学(🙁)社(🛷)会学系学习犯罪学，曾在假期志愿(👪)入(🍱)京(🙀)师第一监狱尝“铁(🥪)窗生活”，后赴美国芝(🤖)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回国后(🈸)出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(🚵)。1936年至1943年，他从北平搬到上海，出任提篮桥监狱的助理典狱长，同时致力于研究儿童犯罪问题。1947年，严景耀重(⛳)返学界，先后(🧘)出(👻)任燕京大(🕢)学社会学系、政治系的教授，1952年参与了北(📺)京政法学院（今(🕟)中国政法大学）的筹建。1973年(🐌)调任(🐽)至北京大学(🍷)，担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。

在严(🍜)景耀作为学(⛄)者的一生中，有一段与(➡)其(👓)专业完(🅰)全不相关的经历很少被(⌛)提及，即1940年代在上海新(🐉)华银行的一段经历。“珍珠港事(🍹)件”爆发后，日本人(🔮)逐步控制(🤰)了严景耀供职的提篮桥监狱，不(➰)愿在日本人治下工作的想法、住(🛑)宿在监狱的不便以及经济收入上的困窘促使他做出离职的(🤹)决定。银行界的朋(🥉)友(🐄)向严景耀伸出了(💀)橄榄枝。1943年7月至1947年3月，严景耀供职于上海新(🤙)华银行，先后担任总务秘书、代总秘书、人事室经理兼总务室(🐩)经(🤣)理等职务，从一个大学的教授、一个监狱的(😆)助理典狱长转而(🚓)变为一(🔉)个银行的中层干部。在新华银行，于严景耀是(👕)权宜之(🙆)计，为稻粱谋，但依然很认真，不“苟且”。然而(🥖)在(😨)大部分述写严景耀生平的文(🌽)字中，这一段(〽)都付之阙(♿)如。本文作者在史(🧢)料爬梳(⚓)的过(🍾)程中偶然找到严景耀在新华银行工作的痕迹，拣出成文，为充实这一传奇人(👻)物的人生经历填补一段空白。

严景耀

但凡名人，存世(💁)的公开信息往往不(🚙)少，譬如生平、传记、纪实文章等等，他们大多是富于新闻文本的人。严景耀，著名社会学家、中国民主促(🍜)进会创建人之一，也不例外。不(🎺)过，笔者最近在阅读新华银行(🚯)史料时，偶然发现严景耀1940年代供职该行时的若干往事，或许应该归入新闻文本之(⛰)外的记载了。

同人眼中(😀)的严经理(⏫)

1943年7月14日，严景耀(🖱)离开(🥦)了工作近七年(🏇)的上海工部局监狱，开始供职于新华银行，担任(✍)总务处秘书。同年11月，他又被任命为代理总秘书，其地位仅次于副总经理，职责涵(🔗)盖了人(🐭)事、总务、文书等诸多方面。其中，人事工作，包括(🕺)人员招(🤓)聘、录用、(🎂)考绩、调度、福利(🛏)、培训等；文书工作(🐂)，则主要涉(🐗)及往来信件的批复，这种信函均需发送业务部门批注，然后由文书部门具体办理(🤗)；事务工作，则涉及工友管理、房屋安排、开支管理等。1946年11月起，人(🚾)事室从总务处分设后，他担任了总行人(🐹)事室(🗻)经(🐢)理兼总务室经理。

1943年春起，严景耀和雷(🔘)洁琼一直住在法租界格罗希路（今延庆路）30号。先(😜)后(😂)担任新华银(👇)行总行文书股长、襄(😚)理的杜兰亭，亦是沪上著(🐓)名(✨)诗家，住在(⬅)与(👻)此地(👨)相距不远的亨利路（今(♍)新(🏂)乐路）。1947年春严(🤳)景耀离开新华银行之际，杜兰亭撰写了《送(🕰)别严经理》一文，信息量颇为(🔭)丰富。

对严景耀夫妇的业余生活，他的(📫)观察颇为细致：

日初落，严经理恒偕其夫人赴俄文学校攻读，挟书同行，步履轻矫(⛪)，如学校中人，途(🃏)必经亨利路，余于窗间恒窥见之，自(🏻)维朽散(📴)，未敢久窥，久窥则令余惭。

杜(📊)兰亭记述到，自己有一次患病(😵)休息，严(🦆)景耀特地来住处探望，“斗室狭隘，药气郁蒸，慰勉拳拳，心(💦)神为开，病亦寻(🔞)愈。”杜兰亭还记录了某(🎃)次应邀(🤼)去严景耀家中做客的感受：

假日，偶奉访于(🎱)其寓楼，楼三层，严经理居最高，图书精洁，几案整然，推窗则白云青天，不闻市声，真著书之胜地，静修之佳境。客(🖨)至剧谈，严夫人亦往往有高论，使人自(🏏)忘(🛰)为客。

以下这段，杜兰亭记录了严景耀、(📵)雷洁琼夫妇每日早晨乘电车上班的(🐈)情景：

时难，严经理出无车，严夫人执教大学，晨必同以电车行，恶其挤则竞为早起。余时方愤而步行，途修费时，且惫甚，故数(🌖)日必一乘车，乘车则恒遇严经理夫妇，站台风萧，执报纸(👱)且阅且谈，相见欢然，车来奋(🚠)臂而登，则又互谓有神勇也。

“时难”，仅仅(🐞)两个字，透出了世道的艰辛(🍭)。一个银行高管，一个大学教授，每天上班为避(😉)免电车拥挤(😰)而不得不早起，站在风萧萧的站台“执报(🙈)纸且阅且谈”，“车(😓)来奋臂而登，则又互谓有神勇也”，读来令人唏嘘不已。

当然，在(📖)杜兰亭的心目中留下更深印象的，还是(🔼)严(🗯)景耀的为人处(🐢)世方式。一是平时的严于律己(🏞)与宽以待人：“严经理律己(📺)严，于同人甚恕，从无疾言(⛔)厉色，即至严(⚓)肃事(🙂)，亦以(⛽)谈笑片言(🥙)解之，同人(🔣)化焉，欣欣然多生气(🕥)。”二(🔲)是在时局动荡时(🤙)的从容淡定(🥚)：“（抗战）胜利前夕，危言四起(🎦)，物贵命(❔)贱，人心惶惑，严经理日为剖析大势，诫以沉着，同人悦服，鲜有他志。”

严景耀在新华银行工作了将近(🤺)四年。1947年3月，严(🥂)景耀重返燕京大学之前，邀(⚓)集总行总务室、人事(🛅)室诸同仁话别(🕥)，“勉以注(🥊)意小节，谆谆然家人父子不啻也，一一握手而别，泪光(🧤)莹然”。对此，杜(🗜)兰亭深有感(🌱)慨：“严经理(🏘)与吾辈居，忽忽四年，一旦相失，固有不能自已者，然而燕赵古称多(🍍)悲歌慷(💌)慨之士，严经(👆)理此去，必有得也，其为失者，惟在我辈。”

在离沪北上的轮船上，严景耀写下了《感》一文。他在文章开头写道：“当我与(🥔)同仁握别以后，走出新华大门的时候，真是万(⬇)感交(🔶)集，心乱如麻，这种感觉，我从(😸)来没有过。”他写道：“我亲身(⏩)经历过好几个机关，同时经过朋友亲戚(🛥)的关系，也与不少(🧡)机关(👭)发生过接触，但是我(🙁)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一个机关，能像新华同(⬅)仁(🌉)上下一致和衷共济(🔈)的。我觉(💊)得我最留恋的(🦏)就是我三四年来日常感受到的新华精神。”他认为，新华精神是全行同仁日常集(🐺)体工作与集体生活的表现。他说(😝)，“我常常很骄傲地告诉朋友我在新华服务(🏵)，也就因为我是新华集体的一份子，新华的光荣，也得反映在个人身上。”

他举了几个具体例子：一是考勤，“行里虽有考勤簿，但决没有限时收去，给迟到的同仁一种难堪与责罚，而新华(💌)的同仁很少迟到的，这是(📗)同仁责任心的自动表(😑)现。”二是(😻)人员(🐝)调度，“当(😊)业务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(📁)，我往往因为人事不能预先调度(😀)得宜，对同仁表示歉意，而同仁很少有怨言的，反而觉得业务发达，兴致更高了。”他认为，“这种以行务为前提，以事业为前提，以公众利益为前提，而(🖖)忘却自己小我的精神，就(⛓)是(🥃)我们最宝贵(🦎)的新华(🔓)精神。”他强(⛲)调：“这(📂)种精神，不是少数人的一时(🛑)提(😶)创，或叫几声口号，就可达到的，这是历年以来的集体创作(🗡)，是(🌓)大(👟)家刻苦努力的成绩，其难能可贵(🌏)、值得留恋爱护的也就在此。”

他还特别提出(♍)，“我最佩服的作风，就是新华当局的作风(🕘)”。他举例说，董事长、(🍤)总经理(🦐)、副总经理要介绍(🎋)职员进行(📜)时，与普通行员介绍，毫无两样，如人事室一有疑问，即不许录用。他还认为，上下职员，特(🆔)别是最高的几位当局，在银行向不透(🗿)支，也只有新华能做(🖥)得(㊙)到。“不但如此，而且为银(⚓)行业(🥦)务的一切应酬，都不肯开(🍥)公账，都要作为私人开支。这种情形，也只有新华(🉑)独(🖋)有的。”

在文中，他也谈到了工作中的遗憾：“老使我以前觉得内心歉仄的，就(🌨)是我们还有极少数的同事，因为(🛏)行为不检而脱离新华(🤰)的，这不(⛴)独是他们个人有缺点，不(🔋)能与(⛎)新华精神打成一(🤮)片；这是我们同仁通力(💙)合作的程度不够，不能使这(🌕)种同(🚥)事(😎)也充分得到新(🥂)华精神的同(🛤)化(🐁)，而被(🍸)牺牲了。”他指出：“我们往往等同事发生问题离行以后，大家才(🍵)指出他的问题来，我想与其事后批评与嘲笑，不如事前规劝与(🏤)同化。”

此文在行刊《新语》发表(🧣)后，在同人中(💚)引起(🕤)了(💃)较大反响。有同人(📘)说：“严(📴)先生过去在我们(🏰)行中确是一(👞)位(🤜)有力份子，正像一(🖥)座(📏)庞大(📃)的机器中一个重要的部门，这个位置太不容易为人代替了。”还特(📼)别指出：“所谓知人(💮)用(💛)人的人，较普(⬅)通的一个(🐿)人才更难得。古代战争时，调兵遣将都是雄才大略的人才可担当，以前严先生在新(🤲)华处置人事(🎋)问(🚐)题时，都是恰到好处，这种办事能力怎(😱)不令人佩服？”

1941年(🚕)严景耀、雷洁琼结为(🎳)夫妇

学识与(🔖)人格并重

新华银行职员中受过国内外大(🔊)专以上教育的，几乎占了一半，在社会上(🕳)颇有(🤲)好评。但严景耀认为，仅有学(🌒)历并不够。严景耀早年(🚑)就读(🤚)于燕京大学，获得过(👛)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，此后在燕京大(😷)学社会学系任教，并担任上海工部局助理(📯)狱务(🛵)监督多年。对社会(🐒)的深刻体(🆘)验和认识，使得他尤其关注行(🥁)员的学识与(😯)人格(🛃)。

1946年6月19日，严景耀总秘书与徐振(💚)东经理早车到达南京，视察该行南京分行，“总秘书(🦗)视察行务指示机宜之余，抽暇与每一同事个别晤谈，对生活状况、工作情形垂(🍞)询綦详，态度温煦，言词(🏨)恳挚，有如家人。”次日，严景耀对该行全体员工(🎄)发表谈话，特别提(👛)出(🦐)了(💎)两个重要观点，即学识应兼求广博、人格(👺)应力求完整。

他说，“工作效率(🌤)的增高，必须靠着知识经验；而知识经验的获得，当然要多读书报，多接触(👬)事物，多请益先进，随(👍)时随地都抱着多见多闻多做(🙎)多想的态度。”他希望多(📥)组织类似读书会的进修组织，“如有关银(🚚)行服务的专门(🎭)学术也好，英文也好，书法研究也好，利用闲暇，利用环境和机会，充实丰富的(🍷)知识学(🚏)术。”

他认为，“知识不但求(🥥)其专(⏸)精，更应(🐄)求其广(🐂)博；(🆕)换言之，一面求其(🌤)深度，一面加其阔度(🕓)。”他举例说，“比如做一个行员，记帐的正确，运算的敏捷，固然是基本技术，可是为了上进(🔌)，决不能局限于此，更应放(🏴)开(😤)眼界，从多方面观察(🕓)，多方(🌔)面吸收(👐)，那么你做事可以左(♈)右逢源，做人(🥀)可(🤴)以应付裕如，甚(👄)至思想可高人一(💞)等，谈吐文雅有味。”他还特别(👼)指出：“每位行员(🏍)都希望升拔，但升拔的地位愈(🌒)高，所需要的知(🛳)识愈广博，所应具备的条件愈多，譬如做到经理，他会不会算记反在其次(🌇)，而采用到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人情(👅)等知识(😺)，更为迫切，更(♑)见广(♋)阔(🔋)。”

在谈到人格(✏)的修养时，他指出：(🤛)“各位应该常常反省，本职(🌹)需要什么学识，自己的长处在哪(🚳)里，缺点在哪里，长处如(🏐)何保持并发展(👮)，缺点怎样补救，每个行员的人格总得在知能、(✊)体格(🎨)、(⛏)情感各方面平衡发展。”

他举例说，“记得从前某机(🛃)关同(🙊)进两位职员，学验(🅱)资历、工作表现，完全相仿，结果一人升拔了，另一人落后了，其(🅰)原因呢(🕉)，考核(🛁)下来，评量(🕞)两人的因素相同，可是(👻)落后的一位，只是(⤵)缺乏人缘这一个条件。”他(🏾)强调(🐦)说，“人缘不过人格表现(🙂)的一部分，但能影响到(🦌)每个人的造就，决定成败利钝的关键。所以凡人能常常反省，体验环(🕞)境，他一定能上进顺利，站在优(🚖)越(💾)的地位。”

1946年8月底9月初，严景耀在该行北平分行视察时，对全体员工发表谈话(👯)。他特别阐述了新华银行(☕)人事管理方(🌧)面的特质，即“纯取大公无私，无(🗺)有派别”。具体而言，即(😺)“登用新人必经过面试，以(🍤)合乎本行适用标准与(🚯)否为取舍”；在员工升迁方面，“亦各视其成绩为依据，凡在本(💽)行(🎶)服务，只须成绩优良，定予拔擢，决无埋没。”他还特别指出，“本(🥄)行对于在行服务多年同人甚为看重(🔪)，行员恤养(💗)规则之规(⏯)定相当优厚”，因此，“后进同人鉴于旧同人待遇之优，有所希望，可以安心任事，制甚善也。”他自豪地说：“此种制度(🔌)为最新银行之办法，同业中(🤟)有此规定者尚不(✋)多觏。”

他希望年轻同人在工作之外须兼重修养(🌌)，“不(👔)可以(🧝)能记帐、打算盘(⏱)，即为行员之能事已毕，遽志得意满”。他指出：“为(😵)造就全才(💤)，关于私(🤝)的方(🐈)面，个人立身处世之道；公的方面，银行整个之设施处理，以及社(🕌)会金融之情(🚯)形(🚺)，均(🔟)须随时加以潜修与探讨。”他(🏸)强调，“对于本行先进，须多向请益”，取人(📛)之长，补我(👟)之短，“如是智识日增，经验日(🏼)富，本(🕥)身资格(📅)培养健全，则未来之升迁上进自(👐)可水到渠成”。

对该行的同人福利会，严景耀投入了极大的关心与帮助(😒)。

1946年5月25日，新华(🌺)银行同人福利会曾在(🔷)南京路194号华联同乐会礼堂举行成立大会。七个月以后，1947年1月5日，福利会又在同(🙂)一地点举行第(🧀)二届大会。有同人统计，第一届大会(🤚)到会(💀)人数186人，第二届大会到(🙄)会人数362人。第一届大(🛤)会正值初热，可是会场气氛(🚳)并不热烈，大(🍐)部分同人均以严肃的、(🔋)不安的，甚至茫茫然的心情(✏)与(📶)会；而第(🎅)二届(💃)大会虽值严冬(👁)，会场里却(💾)自始至终充满了亲切的暖意，充(🛒)满了欢欣若狂的笑声。这足以说明，大家对福利会成立后取得的成绩是相当满意(🍫)的。

新华银行(🍊)总经理王志莘在会上讲话时说，看了会上准备的(🔀)福利会特刊，很感动，“尤其(🛂)第一篇严先生的文章，我想各位如读过，一(😃)定也会感动的。福利会存在的意义和办事人员的种种艰难情形，可说都被那(🥢)篇文章阐述无遗了。”王志莘还指出，俗谚有“一把箭易折、十把箭难断”的话，这是在说明数量增加力量增(👷)强的(🏨)好处；不过也有恰巧相(🛎)反的说法：“一个和尚挑水吃，两(🥠)个和尚(🌈)扛水，三个和尚没水吃”，却(🔚)说明着人数增(🍢)多会产生推诿抵消的结果。他希望福利会要增强增大团体生活和力量，而朝(🏬)着积极工作方向走。

在(👺)此次会议召开的数日前，同人福利会曾举办(👳)了一次聚餐会，总行人事室经理严景耀“适有他约临时取消”，专程参加，“与会同人感奋(🍓)无(🔟)已”。席间，严景耀(😊)在热烈邀请下发表(🏺)谈话，勉励同人努力学习，“本行同人多来(🍬)自学校，但在(🎢)学校里受的教育是狭窄的专门学识，与现实的接触(🙀)是很少的，一(🏓)个人(🐨)要(💍)求进步，还要不(👙)断的向社会学(🕓)习，向生活学习，还要受(🕞)一般的和集体的教育。”

相较(🖌)而言，严景耀在(💀)福利会第二次大会上的发言则很短，他说，行内的人才埋没是很可惜(🔕)的，希望同人福利会要(☕)多多发掘多多发扬；希望大家团结一气，化几百人的心成为一条心，并且这一(🌰)条心绝不只要替本行本会努力，更要推广开去为(✒)国(📲)家为社会(🦗)服务。末了，他强调：(🧀)“怎样去学习和训练为国家为社会(🚊)服务(🚳)，在目前(🌮)已迫不及待了！而福利会正是学习(🔃)和训练的最好场所。”

燕(⌛)园书(⛸)信

严景耀于1947年3月11日乘船离开上海，赴燕京大学执教。此后，他一直(🎖)非常(🍇)挂念新华(🔐)银(❕)行的同人，先后寄来多封书信，其中，有三封信陆续发表在该行行刊《新语》上。

第一(🐊)封信，写于1947年(🥊)4月27日，主要报告回到燕京大学后的日常生活。他的描述极其细致(🗡)，涉及了自身居家生活，以(🗽)及燕京大学和新华银行两处的诸多文化差异，包括同事关系、邻里关(👧)系、时间概念等(🔕)等，读(🤰)后让人(📥)有身临其境之感。此处略举数例(❗)。

对在燕京大学的居所，严景耀如此介绍：

家在燕南(👒)园(📝)，乃是平房矮(🚒)屋，四面以小(🍅)松为短篱，并有枫树数株，屹立在窗前。回忆在上海高居四层楼洋房(🥤)屋顶，真有天壤之(📌)别。屋如木匠曲尺，形成向南向东两(🌴)排，向南一排三间相(🏿)通，即作为饭室与客堂，前有走廊，长约二丈，宽有(👥)六七尺，向(🚞)东亦有三间，我们以一间作为卧室，中间(😴)是书房，南面一间，向东(👅)开门，并(🧥)且两面有窗，我们放一只双人床，虚(🍳)榻以(🌲)待，留(🗓)为客室(🏸)。

他特别写(🕚)道(🍐)，“我希望母行同仁来平旅行的时候，能来燕园(🏜)小住几日，这是我们给各位预备(🎢)的歇息(🍣)之所(😷)，屋虽矮小，但尚清净，由此赴颐和园，近在咫尺，赴西山香山，亦(🚘)很方便，如能(💀)惠临，当必热诚招待。”对旧同人(🚳)的思念(🦉)之情，跃然纸上。

对自(👠)己的服装，他如是描述：(🧚)

我在上海(⛄)穿的西装，本(🤯)来是很破旧的，记得本行三十(📳)周年纪念时，穿了(🏭)一件整齐一点的西装，就有几位同仁，当面取笑我穿得特别(😺)，不像平常破旧了。但是一到燕京，我的(🧒)旧西装就觉得有(🌲)些(❄)特别了，因为此地大家穿着破旧的蓝布大(🛑)褂。入国问禁，入乡问俗，不(🍆)到一星(🤧)期(🙊)，我也换上了一件蓝布大褂与一双美国大兵皮鞋，在大(🖼)庭广众之中，进退揖让，反觉(❓)得优游自在，处处入时。

在这封信的结尾，他不无幽默地写道：

现在我真觉得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佬了！从大城(⛺)市里带来的习惯与美德(⬜)，已经碰了不少橡皮(🛴)钉子，现在已渐渐被燕园的乡村环境改化了。将(🤝)来土头土脑的我，到上海来探望你们，一定(👫)未免要贻笑大方，希望那时(🏝)不至于叫我从(➰)后门进去(💽)才是。

严景耀(👲)的第二封信，写于(⏺)1947年7月10日，侧重报告在燕京大学的教学情况(🌨)。此信开头，严景耀不(🚇)失一(🐫)贯的幽(🥦)默：

“教授”者“叫瘦”也。应当越叫越瘦，才能适合标准。我来了一(🔶)学期，瘦了(🎀)八磅，以我这样一百五十余磅的体重，去了八磅，并未显出瘦来，更不能如许多(🦍)瘦已露骨、炉火纯(💀)青的教(🦆)授们。因此我虽中干而仍外强，内虽荏(⛽)而色仍厉，与老牌教授为伍，未免自惭形胖，常(🆔)觉不伦不类，自(🚌)叹要吃“开口饭”，非再下苦功磨炼不可。

作为犯罪学专家，严景耀(🖼)此次回到燕京大学后研究方向有了较大调(🏿)整(👂)，他(🐈)希望(🥗)不钻牛角尖，更侧重于一些普通常(🆙)识。他说(🍓)，上学期教“社会学概论”，与青年们一同研究什么是社会(🌪)，一面研究社会各部，如经济结(🐑)构、社会组织与意(🌽)识形态的各种关系，一面(🃏)把各种不(🏕)同的社会(❓)拿(⤵)来比较，希望在粗枝(🗽)大叶(🍀)之(⬆)间，寻出中国社(👄)会的来龙去脉。还(🖌)有一门功(🌪)课是“社(🤤)会变迁”，特别着重在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演变。他说，以后还希望再教些其他的普通课，如“经济与社会”“法律与(🛩)社会”“教育与社会”“宗教与社会”等(🛃)等，使自己(🎋)与学生们能从(🗜)各个(😹)角度(⏳)上去看到(⛑)整个的社会。

严景耀说，他(🛤)要提醒学生，在他们直上专家之路的(🖼)过程中，请他们回头来看一看，将来成为专家以后，如何回到普通社会里来；不(🔂)论医科或工科的同学们，中国没有出息，他们休想飞黄腾达。“他们的学(🎡)期(🔘)论文，我总(🐨)要他们写‘医生与社会’，或‘工程(🚴)师与社会’之(🍅)类的东西，让他们纯洁的脑袋里，多加些矛盾与苦闷，让他们多彷徨一下，让他们知道有志者事不竟成。”

第三封信相隔较久，写于1950年12月。这年秋天，严景耀曾回沪一次，并到过新(🧡)华银行。有同人说，“我们看见他，虽然清瘦了些，可是精神十分饱(🕦)满(🔆)。那时(👒)他匆匆地率了燕大新生们北上，不能和(🔋)我们多谈，我们脑海里更深(🚚)刻地留下了他那一身青(🦆)布人(🌱)民装和一(🏛)撇小(✨)胡子笑容满面的影响。”

在这封信(🈂)里，他侧(🧜)重报(🕢)告了燕京大学师生参加抗美援(📩)朝(🐍)运动的具体情形。

关于教员方面，他记述道：(🍬)

在工会方面我们举行了几次大的讨论会，清算了美帝文化侵略的政策，同时也清算了工会(😼)会员(🔈)中尤其教员中所存在的崇美思想，最后订出了几条(🛀)公约，如誓以全力维护各(🎾)民主党派联合(😌)宣(🍌)言，不听“美国之音(〰)”，在各自岗(🤝)位(📕)上加倍努力，在必要时准备(🤼)贡献一切力(🦐)量为抗美援朝而奋斗等等。

严景耀特别指出，“我们是教会学(🏀)校，教(🎳)员们大多是(🚖)美国留学生，我们趁此(😭)机会对(📰)自己检讨(🧤)一下是完全必要的。”

关于学生方面，严景耀说，他们利用停课的时间，一面自(✂)己(👘)加强(🐔)学(😐)习，一面深入农村宣(🤫)传。严景耀也随着他们分组下乡，“我与政治系社会系的同学们(👤)，到(💐)离学(👍)校十余里的树村去宣(🐠)传，在树村(😙)看见土改后翻身(👳)的农民，生活改善了，老老小小没有穿破衣(🦎)服的了。”

在严景耀看来，农民对大(🎚)学生的看法有了巨大变化：

以前农(🐨)民看不起大学生的，称他们为“洋学生”，现在农民的觉悟提高，而(👟)学生的洋气也减少了。大家有说有笑，像一家人(👌)。在农民(🤙)家中每个师生(🕗)都受老乡们宽(👣)待，大吃(🌒)了一顿红心(🦈)山芋。有(🔯)的老大娘疼我们学生，还在(🎿)学生口袋里，塞了几个生的红心山芋(🚀)，叫同学们带(📴)回学校里去吃。怪(🍉)不得同学们说下乡宣传，有很大的收获。

有一次，同学们到工厂去旁(😚)听工人们的(⛱)诉苦大会，听工人们(🗻)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暴行：

控诉的工人，往往声泪俱下，有(💄)的当场昏(🕤)过去了。全体同学听了痛哭(❓)起来。这是小资产阶级学生的感情，第(🎚)一次与工人的感(👌)情(👺)融化在一起了。而工人们控诉后，即回到工厂加紧工作，化仇恨为力量，切实(🍵)展开了爱国主(😷)义生产运动(❄)，使(🐆)全体(📜)参加的师生非常感动，真真觉得(🌃)工人的伟大。

《新语》在编者按(🆖)中称，严景耀的这封信“写(📐)得一贯地热情、生动和幽默(👮)”，不过细读之下(🎟)，无论遣词造句或(🍟)是思考(🏠)角(🚺)度，都已(🏌)有了不(😿)小变化，从中或能感受到时代转折(⛸)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。

（本文(🧜)作者系(🌩)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(📦)研究员）